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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法治论剑”:既需接地气又要有大视野——第八届天山法学论

时间:2022-04-11 21:45 来源:未知   点击:

  “在学习贯彻习法治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过程中,学术界既需接地气,又要有大视野。”这是近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市召开的第八届天山法学论坛上,与会代表展开“法治论剑”后的共同心声。在此次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院校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围绕习法治思想之党内法规建设研究、习法治思想之知识产权重要论述、知识产权法若干问题研究、新时代“枫桥经验”与边疆治理、“一带一路”及非传统安全建设与人权保障研究等话题进行深入研讨。此次论坛由新疆大学法学院和武汉大学法学院主办。

  “习法治思想作为系统完备、内涵丰富的思想理论体系,创造性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本质特征,就是要始终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巩固执政地位、改善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进而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通过法治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实施。”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院教授王建芹认为,习法治思想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最重要的制度特征,就是党内法规体系与国家法律体系共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形成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的基本格局。事实上,这也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证。王建芹表示,中国作为执政党,以及党在国家建设与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决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充分发挥依规治党对依法治国的引领和保障作用,从而实现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相互贯通、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相互协调这一基本格局。

  国家法官学院教授施新州认为,党内法规属于广义的法,是中国特有的法现象。从法政治学角度来理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产生、建设与发展是由中国政治的结构与功能所决定的。党内法规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具有作为一个部分的局部性功能,而且对其他子体系也具有内在的辅助功能,因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党内法规体系建设与完善是实现党内民主和党内法治的重要保障,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前提。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副院长孟庆涛认为,筑牢法治制度,提升治理效能,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路径。作为国家正式制度的组成部分,法治制度是国家建构现代化制度的硬约束,意味着规则、主体、机制和秩序四个制度维度的底线刚性。首先,法治制度硬约束意味着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法律规则,成为主体活动所要遵循的基本规则,在基本面向上体现为义务性的约束机制、规制机制。其次,法治制度硬约束意味着法律在法治的框架内平等对待一切社会主体,为所有主体的活动提供刚性框架,让人在法律面前实现平等。再次,法治制度硬约束意味着各项制度的执行力由法治机制提供根本保障,在出现规则违反时,法治机制得以法律强制力的形式对规则违反行为进行纠正。最后,法治制度硬约束意味着相关主体在法治机制运作下依规则处理人际关系并形成法治秩序。

  法治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共识和人民的共同追求,良法善治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根本要求。“枫桥经验”作为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其治理范式引起学界的关注。杭州师范大学枫桥经验与法治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余钊飞教授提出,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指在党的领导下,由枫桥等地人民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化解矛盾、促进和谐、引领风尚、保障发展的一整套行之有效且具有典型意义和示范作用的基层社会治理方法,是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崔兰琴认为,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法治引领为基础,以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为主要手段、以村规民约等“软法”为主要规则、以“矛盾解决”为主要内容实现基层法治建构。在我国建立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法治制度,需要借助和利用本土的传统和惯例。虽然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基层法治的地方知识结晶,其制度逻辑与法治实践均具有示范性,引领其他地区综合化、源头化、体系化之基层治理的实现,为基层法治建构、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提供更多可行性方案,但各地在建设基层服务组织和发展自身治理经验时,可以根据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秉承因地制宜原则,避免盲从与生搬硬套。

  新疆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可提出,中国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要实现乡村治理法治化和乡村振兴,应坚持党的建设与法治乡村一体建设,紧抓基层治理的法治化建设,以保障人民权利为原则,强化顶层制度设计,统筹分配法治要素和资源,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建立基层组织法治化治理网络,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构建乡村治理法治化体系。李可认为,乡村法律服务体系的现代化水平直接影响着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的高低。一是杜绝法治宣传教育的形式化,注重以村民喜爱的形式和易于接触的途径,对其最关注的问题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二是完善政府和市场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体系和供给制度,制定乡村公共法律服务项目清单,实现法律服务顾问、法律服务平台全覆盖。三是通过引进、优选、考调等方式汇聚乡村法律服务专业人员,为村民提供便利有效的公共法律服务。四是探索“互联网+法律服务”模式,提升乡村公共法律服务的智能化水平。

  近年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进步,但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安全形势复杂等问题依然存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余钊飞表示,治国先治边,边疆稳定和发展事关全国大局。

  喀什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赵雪军认为,以习法治思想为指导,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措施,应当关注替代性预防措施与传统的司法预防的平衡,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实现社会安全。赵雪军还表示要重视改善民生的法治保障性,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暴恐活动多发地区往往地处偏远,在社会治理中存在执法资源欠缺问题。应当进一步转变基层干部乡村治理观念,健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村级议事协商制度,加强基层尤其是乡村治理能力建设,从制度层面保障民生。

  喀什大学法政学院讲师那斯尔江·依布拉音认为,当下,我国所面临的反任务十分艰巨,直接威胁到我国经济、社会等的正常发展,边疆地区的还会直接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共建。为了有力打击,那斯尔江·依布拉音建议,我国应当以反法和刑法为基本框架,形成打击恐怖活动违法犯罪行政与刑事制裁相结合的格局。同时,认真审视反法和刑法衔接问题,包括立法模式的衔接、立法空间的界定、管辖上的衔接、法律目的的对接、法律用语的统一、罪名设置的衔接等多个层面。同样,刑法总则的刑罚设置、共犯问题等内容应当考虑如何与反法衔接,还可进一步思考反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之间的衔接问题。在建立行刑衔接机制时还应当将监督机制与救济机制的建设考虑其中,以使行刑高效衔接形成合力,提高反恐工作的科学化、法治化水平。

  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邓瑞平认为,自欧亚经济联盟(EAEU)成立以来,EAEU及其成员国的官方和民间人士对中国与EAEU的对接一致持高度肯定和赞赏立场。目前虽然达成和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这一项合作类型的条约,但邓瑞平表示,为了深化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深入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

  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知识产权相关问题引起学者关注。江苏大学讲师彭亚媛认为,技术转移是经济发展必经之路,中国选取国际技术转移作为切入点,为“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提供技术转移类公共产品。2012年以来,中国建立了多个区域性国际技术转移中心,重点在能源技术领域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促进区域经济和环境发展。但此类区域公共产品的长期供给目前面临两对矛盾:一是市场逻辑与国家逻辑的矛盾,即中国供给市场化的技术产品,与区域成员要求建立可负担的国际技术转移制度的需求不匹配。二是责任与能力的矛盾,即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与提供长期、高效区域公共产品的责任之间,还存在落差。因此,彭亚媛建议中国提供“一带一路”公共产品需要详细的制度设计来保障落实。中国面临着双重任务,既要推动中国企业、技术和标准走出去,保护中国企业的技术财产和海外利益;又要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中,引领各国创新要素流动聚集,促进技术转移和产业化落地。前者可以借助《加强“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领域合作的共同倡议》,深化“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机制;而后者可以通过创新融资机制,借助“南南基金”引导私营部门投资“一带一路”技术转移转化,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中国经验。

  近年来,伴随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国际知识产权纠纷与冲突频繁发生,亟须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治理体系作出回应。北方工业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邓恒提出,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关涉对外开放大局,关涉国家发展和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建设知识产权国际治理新格局,应以司法为主,统筹立法、执法和守法等环节,并以“开放包容、平衡普惠”的原则发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世界强音。一方面,拓宽高新技术等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范围,集聚创新资源;另一方面,维护和改革多边机制,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开放和包容的国际知识产权新秩序。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系高质量发展,关系人民生活幸福,关系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关系国家安全。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何炼红表示,知识产权治理是国家为主导所进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建设与制度运行活动。知识产权治理贯穿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全过程,属于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范畴,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国的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与知识产权治理水平密切相关。知识产权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和商业贸易的重要资源,其治理在当今国内深化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际经济全球化受阻、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被赋予了更为特殊的意义。在新时代,推进我国知识产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法治化、系统化、国际化、智能化为进路,科学建设和有效运行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实现创新能力提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政法大学品牌与社会信用研究中心主任刘瑛教授提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应当推动“知识产权信用”的法治构建。“知识产权信用”是指在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和保护等过程中,权利人及其相关行为主体之间形成的相互信任关系和诚信度。刘瑛认为,诚实信用作为法律原则在适用上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个案性,而知识产权信用作为一种制度体系,能通过量化实现客观指引。知识产权信用有助于私主体权利保护:一是能够合理规制侵权等典型的知识产权失信行为,保护权利人的利益;二是能够通过激励和惩戒等手段,对相关行为人产生作用力,使其谨慎作为。知识产权信用也有助于市场秩序的构建:一是有利于降低知识产权交易成本,二是有利于稳定知识产权交易预期,三是有利于扩大知识产权交易范围,四是有利于提升知识产权融资能力。